探寻 “中国农民的伟大精神”

　——评赵海忠长篇小说新作《匠者》
 

　　文/李树榕 海钦
 

　　李树榕

　　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内蒙古文史馆馆员

　　
海钦

　　新文艺群体

　　作者：赵海忠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洞悉并揭示社会问题，是优秀作家基本的时代担当与品格，一旦饱含浓郁的感念之情，书写近半个世纪的旧事故人，那一定是把作品当成“镜子”，欲折射当下存在的现实问题了。赵海忠先生的新作《匠者》，即如此。

　　翻开小说，犹如站在蓝天白云下清香飘逸的杏树林中，心情顿时爽快惬意起来;合上书籍，几个萦绕在脑海的形象，一直徘徊在杏林旁，挥之不去。再度翻开这部书，《匠者》非“匠”的匠心独运，陡然显现出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农民的伟大精神”!

　　因杏林而得名的“杏村”，是位于乌兰察布北部的小村庄。草原与农田在这里交汇，便成了众多手艺人生活的地方。在《匠者》这部近乎半个多世纪中国北方农村匠人的“文献史”中，没有刻意虚构能人、伟人、先进人物，没有苦心经营恶人、歹人甚至坏人，平淡中含深意、平实中见神奇的只有好人、憨人、实在人。

　　所以，认真分析作者用心、用情、有力刻画的各色人物，不论铁匠、鼓乐匠、画匠，还是皮匠、泥瓦匠等等，每一位骨子里沉淀的都是中国农民强悍的基因。他们辛勤耕耘、安土重迁，尽管各有所长，依然恪守“人不哄地皮，地才不哄肚皮”的生存原则，进而凝聚成中国农民特有的力量：利我达人的凝聚力、劳动至上的创造力、知恩图报的向心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自信力。

一 “德不孤，必有邻”的凝聚力

　　家有家风，校有校风，杏村也有杏村的民风。如果说，决定家风性质的是家长，那么，决定村风性质的就是村长(生产队长)。

　　说实话，小说中的最大“领导”，就是队长，平实得出奇。可没有了这位队长，杏村就没有清爽的“文化呼吸”。他很像一根细细的丝带，把宽宽大大的红绸子扎在一起，成就了一朵大红花，自己却被鲜艳的花朵遮住了。但若没有他，村民团结一致共度难关、齐心合力谋好日子，就都谈不上。

　　杏村，是拥有几十年历史的“移民村落”。作者讲述的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故事。于是，那些山西的、山东的、河北的、天津的、上海的城里人、乡下人，无论是因为政治运动“劳改”下放到这里，逃难逃到这里，躲祸躲到这里，还是学习邢燕子自愿上山下乡来到这里，便都被这片并不富饶的土地和善良的乡亲们接纳了。

　　作为农民，判断一个人好赖只有两个标准，一看有没有干活的“真本事”，二看是不是“实在人”。因而相处下来，队长从不歧视他们、鄙夷他们、欺负他们。这些杏村“新人”曾经的生存压抑被释放了，精神呼吸顺畅了，被政治运动整得窘迫的心态舒展了，被莫须有罪名打压而搁置的本领有用了……这就是在“德不孤，必有邻”的队长带领下形成的村风，充溢着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文化呼吸”!

　　你看，那位因“社会动荡”落难来到杏村的郝裁缝，一双摆弄了几十年缝纫机的手，哪里会干农活。“一段时间劳作下来，满手起泡。他不吱声，默默忍受。好不容易到秋收结束，他就着落日余晖，凝视自己的双手，再远眺西山坡的杏林，伤心地哭出声来。”知道了他身世的队长，就安排他“做轻活”。第一次在杏村“锄地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三垄地已经锄过，再看，原来是前面的小伙子大锄探过来帮他锄了。拔麦子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三垄麦子已经拔尽，也是前面的胖女人替他拔了。郝裁缝觉得过意不去。”这些默默帮助他的人是谁，作品里一直没有写，或许，作者就是要以此处“无名”胜“有名”的一带而过告诉读者，助人为乐和行敏言讷的善良村民，在这片土地上是无须特别“拎出来”加以褒奖的，村风如此。

　　你再看，那位光着脚走路、被人们称为“李大爷”的老汉，“是从南方过来的”。他“哮喘严重……一脸皱纹，个头不高，一直弓着腰就显得更低。他尽量把头昂起，像棵即将成熟的向日葵，杆子已经弯弯，葵花饼却全力追逐着阳光。”只是李大爷特别会种菜，他的这种本领，让杏村的乡亲们第一次尝到了韭菜、香菜、菠菜等各种细菜的味道，村民的生活更加有滋有味了。但是，他住的房子只有一间，还是在广场西北角，难免风寒冷冻。“队长觉得他有哮喘病，便谋划着帮他改善改善……泥工盘量半天，给李大爷加了一个门斗。门斗侧墙，迎南留出门洞。从队房找一旧门装上，里推进入，很是挡风隔寒。李大爷倍感温暖，连连夸赞。”

　　你接着看，姓姜的皮匠也是“从外地迁来”的。为了避免熟皮子的臭气熏着村民，他观察了多日，才在下风头的东面盖了房、落了脚。孰料，还是惹了事。村里外号“三干头”的村民属于心眼多、干活少的懒人。姜皮匠开工半年，三干头发现自己的媳妇经常呕吐，以为是空气污染造成，于是打上门来。仗着自己是老村民，硬是要把皮匠赶出村去。姜皮匠先是满脸堆笑说好话，接着提高嗓门开始辩理，因为他觉着杏村民风不错，必能把这个“刺儿头”的威风刹住。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三干头动手时，凭借自己当过兵的力气，竟用皮铲把对手挑进了沤皮子的臭水缸。那天，队长不仅没有责怪皮匠，反过来还训斥了三干头，说：“他一个外乡人，来我村已经不易，你是老户，该帮他才对。他住东北，离村又远，你住西南，哪能闻到熟皮子的气味?……再者说了，我们村也该有个皮匠，不然做一件皮袄还得去别村。”转而对村民们说：“以后谁敢欺负姜皮匠，先问问他这皮铲同意不。你们看他那姿势，可是抗美援朝的退伍兵。”

　　南唐文字学家徐锴将“德”阐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心”，就是告诫人们，当你的行为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又能得到自己良知的认可时，你才是一个有德行的人。而一个村落“公德”的确立，是要靠领导树榜样的。就这样，队长通过一件件小事，身教胜于言教地影响着村民，也为杏村形成人人平等的清爽民风奠定了基础。

　　“杏村经历过各种苦难。1976年是心理最悲痛的一年。先是周总理逝世，村人慨叹，敬爱的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接着朱老总逝世，村人顿觉折了顶梁柱……毛主席追悼会当天，全村人一律在请示台前肃立……队长交代，全村工匠负责维护，木坏修木，铁坏修铁，万无一失。几个工匠扁着嘴，满脸悲伤，带着工具，紧紧围拢在大喇叭杆下，像得令的将军，随时准备付出一切……人们念叨：‘为什么今年杏林不开花，是应在国难上。’”得民心者得天下。今天，当全中国人民感恩“毛主席让中国人站起来”时，其主体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兄弟。可见，小而言之，队长兢兢业业聚拢的是村民的心;大而言之，队长的大局观则连着中国每一个农民的心。因而，杏村的杏花才会开得那样纯美，那样芬芳，那样沁人心脾。

　　至此，读者会断定，队长不仅一直是杏村大事小情的主心骨，作为一个老党员，他公平、公正、处处为乡亲们的生活着想的品德，也是后来者应该学习的。

二“勤与俭，治生之道”的劳动精神

　　《匠者》在叙事和价值倾向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满怀深情地讴歌劳动者。因此，他调动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积累，非常精确地描写各种匠人的劳作过程，种蔬菜、糊“仰层”(北方农村平房室内的屋顶)、炒莜麦、做木工……无论哪种劳作，他都不漏掉一个情节，不忽视一个细节，不写错一个环节，在呈现一个个已然远去的“手艺”时，仿佛与劳动者一同在还原并享受着那些劳动的过程和成果，悠哉、美哉、幸哉。

　　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而农民，自古以来大多固守祖先留下的土地，不到万不得已，很少选择其他谋生空间。因而他们的劳作从不迁就。这就形成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成语：精益求精、精耕细作，精雕细刻，而每个“精”字均以“米”为偏旁，可见祖先造字的初心：产粮必以“精”，不“精”何以食，这也是杏村农民诚实劳动的基本原则。

　　在杏村劳动者的大幅画卷里，令人感到形象最高大的恰恰是个子最矮小的“马裱匠”。他是个罗锅儿，却是一位近乎传奇的人物。众目睽睽之下，与队长比赛拔麦子，队长第二，他竟第一;没有爹妈没有妻儿，日子却过得有滋有味……由于业余时间为乡亲们糊顶棚，天天接触报纸，在村里，凡国内外大事，他的消息最灵通;高考时，政治成绩近乎满分;最终却因其他成绩低而落榜;用身残志坚来形容他特别恰当。但是，一进入他的劳动过程，读者必定会忘掉他是驼背，而与作者一同进入到欣赏 “造型艺术”的美妙过程。

　　“裱仰层最难是头一层。马裱匠背着锅，倒弯腰仰脖昂首干活，筋抽得紧。为了顺手，他沿西墙开始。他将报纸一边抹了稠浆糊，把纸边贴着铁丝外侧向上弯进去，折回来，裹住铁丝，对粘。如此再把报纸对面的另一边抹了稠浆糊，裹住铁丝，再对粘……以此类推，直到东墙。”此时，报纸覆盖全屋顶了，却“稀松耷拉”得不好看。第二层，马裱匠“把报纸的一面全部刷上稀浆糊，一手捏个角，对好角度，一手拿个半新的笤帚，‘哗哗哗’刷粘在第一层报纸上，横平竖直……报纸的白边前后左右相连，变成一条条界限，有图文的地方自然被这些界限方方正正分割。裱仰层匠的水平和功力就主要体现在裱这一层上。”最后一道工序“是把报纸裁成三、四寸宽的长条，抹上半稠半稀的浆糊，一边粘在二层报纸上，一边粘在墙壁上，将仰层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全部挡住。”糊顶蓬，是个特殊工种，匠人做什么、怎么做，作者写得很全面、很专业，犹如自己多次操作过。或许读者会觉得没必要写这么细，但若你想到做这个活儿的是一位不能伸展身躯的驼背人，又会体味到什么呢?

　　当然，特别有趣的是“马裱匠摆谱”的情节。他每干完费力一个小时的工序，就会坐下来歇一歇，“卷一支烟”，有几分得意地喝下东家沏好的“一缸子砖茶水”。待全部工序完成，“马裱匠搓搓自己沾满浆糊的手，静静地欣赏，俨然造就了一项大工程，心里美滋滋的，感受着劳动带来的慰藉和快乐。”此刻，一个至理名言会让读者不仅感慨：人的尊严，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做人的价值、自信、幸福，都寓于他信手拈来、游刃有余、颇具表演性的精彩劳作。继而，读者还会想，身体有缺陷的人尚且如此，身体健全的人还能靠施舍、怜悯、救助苟且生存吗?毕竟“懒”，说透了就是心里耍“赖”，或者有靠山，拒绝劳动;或者没尊严，逃避劳动。因而，劳动并收获着的马裱匠就是因勤劳而自立自强的“能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把幽默解读为“自尊、自鄙、自嘲”的综合表达。因此，当有人嘲笑马裱匠的罗锅儿时，他经常自称“残疾人”进而调侃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反败为胜。

　　自认“残废”看似自卑，其实却有强大的尊严在做支撑。说实话，任何敢于自嘲的人，首先自知缺陷，因而难免些许自卑，可一旦能自嘲，就是坚信自己劳动能力的强大和独立自强的人格已经超越了自卑。

　　看到这些，不禁要为作者喝彩!因为他告诉我们，在祖国北疆偏远的农村，一个驼背者姑且如此，那些健康的农牧民又会拥有怎样的劳动精神!

　　翻阅《匠者》，不论李大爷伺弄菜地、田老太做粉条、郝裁缝做旗袍，还是韩泥匠挖碱土、八木匠做梳妆匣，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无不浸润着劳动者的经验、智慧、快乐甚至惬意，在满足自己生存需要和精神需要的勤奋中，乡亲们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毋庸讳言，劳动，是求生存的第一步。而享受劳动，却是人类最高境界的享受，因为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马克思语)的实践过程。当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勤俭节约精神，培育时代新风新貌”时，不难看出，“劳动”是基础，奋斗、奉献、创造，都要通过劳动实现。以田老太压粉条的辛劳来看，“紫丹每年请田老太压一百个一两的小粉坨，阴干后寄回天津，由家里人分送亲戚邻居，大受欢迎。这粉坨，小孩儿手掌大小，像小鸟窝一样精细，颇得城里火锅店喜欢，有人专门学了制作推销。田老太偶然压出失传的化德水晶玉粉，还配制一两粉坨，为杏村做了贡献。”这就是劳动与创新和奉献的关系。这样的情节，显现出作者一直奉“诚实劳动”“智慧劳动”为人生最高境界的潜意识，所以才有了杏树林旁那些质朴可亲的农民形象。

三“义动君子”知恩图报的向心力

　　在小说第14章，有一个很小的细节，却反映出很大的情怀。

　　在内蒙古中西部方言里，“愣”就是有些傻、有些犟、做事一根筋。所以，在杏村人看来地势处于寒风很猛的“北坡”，只有“愣”的人才把房子盖在那里。当姓韩的一家人居住在北坡时，有些“聪明”人立刻高兴起来——“此地就需要个愣货震着。”这家的户主已经43岁，依然被人们戏称为“愣韩”。

　　一个寒冷的冬天，愣韩带了30颗鸡蛋到外村泥瓦匠家拜师学艺，主家炖了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款待他。愣韩“脑子里固执地思考，我要对我妈好，也不能诳师傅。随后他就不再吃鸡肉，只吃土豆，要把自己口中省下的鸡肉带给母亲。他怕脏了肉，原想放在师傅家中。离开时攥手里，带给母亲，又觉得不合适。愣韩忽然看见满圐圙的干净麦秸，编蝈蝈笼是他的拿手好戏，就给那块肉编罩了麦秸笼挂起……步走30里，给母亲拿了回来。”因为，在他的记忆中，老寡母从没吃过鸡肉。他既有媳妇也有女儿，遇到难得的好吃食，何以首先想到老妈?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当他把鸡肉送给母亲时，老人“双眼‘叭嗒叭嗒’掉下大大的泪珠：‘我的愣儿啊!’”读者的眼泪即刻与老人流到了一起，同时会联想到《郑伯克段于鄢》里的典故。

　　中国是礼仪之邦。从祖先造字的初心不难看出(见东汉时期许慎所撰《说文解字》)，用实际行动感恩生存的保障，是“礼”的核心。《匠者》中，感恩大自然、感恩祖国、感恩父母和师长，是杏村人的本分。队长施政，言必行，行必果，是感恩众乡亲;做买卖，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也是感恩乡亲们;从教，德高身正，身教胜于言教，是间接对学生的感恩……如此，义动君子，知恩图报的民族向心力就会产生;而孝敬老人是首要的。

　　是的，只有文化自立才谈得上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而文化自立的根基，无疑在农民兄弟的行为中扎得最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道义，知恩图报是道义，“乘人之车，载人之忧;衣人之衣，怀人之愁”也是道义。因为每一个杏村人都坚信，耍心眼、坑别人、不讲诚信，就是缺德，就是不讲道义。

　　说实话，赵海忠通过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令人钦羡。喜欢咬文嚼字的天津知青紫丹，敏于行而讷于言的“炒匠”老牛，时不时就想沾小便宜的三干头，自有几分优越感的队长夫人，因“妻强己弱”而抬不起头的田老汉，以“把人们装扮得更好看”为己任的郝裁缝，躺在炕上、借助仰层上的报纸比赛识字的三画匠和七鼓匠等等，都是呼之欲出的文学典型。然而，把“道义”演绎到极致的还是那位被乌兰察布高原的泥土塑造出来的上海人。

　　他是一位盲人，被称为“葛旦”，因其是上海昆曲界曾小有名气的旦角。得罪同行后，被歹人害瞎双眼，在“滚出上海”的骂声中流落到边疆地区。由于家学和童子功基础，他渐渐成为乌兰察布十里八乡有名气的“大鼓匠”。一晃30年过去，年过半百却出了事。

　　杏村沈家办丧事，请来鼓乐班子。到了关键时刻，所有乐器竟然都吹不响，他晓得自己又遭人嫉恨了。于是立刻站起来，“双手抱拳，高声说道：‘沈东家，各位父老，自古，鼓匠位排下三滥之列，吹在人前，吃在人后;院不站东，屋不上炕，属卑贱之人……怨只怨我心高口贱，惹了小人。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只求逝者饶恕，东家担待。代东大人，我大鼓匠请你依规行事，我拼老命奉陪!” 读者不禁好奇，乐器都坏了，怎么“依规行事”!

　　继而，他让徒弟把所有乐器都摆在灵前，浇上煤油点着，自己则叩头谢罪。这些乐器可是他们的饭碗啊!就在他把自己的唢呐哨子也丢进火堆之后，立刻脱掉上衣，在寒风凛冽的冬季，赤膊举起唢呐，沉稳、庄重、威严：“宛如戏曲中画了脸谱的包文正。他嘴巴顶住唢呐嘴儿，深吸一口气。”顿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万分惊讶”，被震慑住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哨子的唢呐很难吹响。但，随着代东一声吆喝“奏乐!”只见“大鼓匠双腮鼓起，二目凸出，两手将一把唢呐由低向高，逐渐抬起。忽然，气息由腹向胸，由胸向肺，由肺向喉，由喉向口，一种世人从未听过的声音从喇叭口冲出来……没有过多铺垫，没有技巧上的炫耀，唢呐声低沉悠长，情真意切，演绎着红尘繁华、天国静谧，人生悲酸、世道无常”。持续的吹奏，吹破了嗓子，吹出了鲜血，感动了主家，吹哭了众人，最终把自己彻底吹倒了。若不是队长及时差人把大鼓匠送到医院，这位铮铮硬骨的老先生很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于此，读者在感动之余，会借助通感联想，隐隐听到他用生命演绎的凄婉、凄楚、凄怆、激烈、壮烈甚至惨烈的唢呐声，进而领悟到“君子一诺，五岳皆轻”的人格与人品。

　　研究中国农民，费孝通先生最有发言权，他看到：“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愚和病要普遍得多。”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农民的“行为是否必须有利于个体的健全发展，和利于社会间各个人的融洽配合”以保证“社会的完整和持续”，是从他们“生存的事实上发生的。”纵观《匠者》中最出彩的人物形象，无不秉持这一基本原则。毕竟，只有在对待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时，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才尽显其品性、境界和人格。而人们做事的出发点，应该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还是“主观为别人，客观为自己”，也是哲学家、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讨论而无解的命题。

　　由此，我们不禁会想起作者笔下那位憨厚待人，勤奋种地，身怀炒莜麦技术，却终身未娶的老牛大爷。从他住的房子到他的一日三餐不难看出，尽管“一个人吃了，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却不富裕。当他几乎用自己所有的积蓄去定做一个无比精致的梳妆匣时，木匠都惊呆了：你要给谁呀?你能给谁呀?其实，人的情感是非常微妙的，这与读书多少无关，与经世深浅无关，只与喜欢与否有关，即与人的“审美本能”有关。

　　杏叶，是村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与老牛差了辈分。但老牛一直偏爱她，有点好吃的总是留给她。后来，杏叶嫁到了外村。老牛便时常想念她。当他得知八木匠给紫丹做了一个如稀世珍宝一般的梳妆匣，就想给杏叶做一个，不为别的，只为自己死后，还会有个人怀念自己。当他把精美的梳妆匣交给杏叶，宛如完成了一桩大事，安然、安详、踏实。“尽管这尤物终是被杏叶的婆婆截了去”，而老牛的心理却像书中描写的那些被姑娘们用水浸泡了红纸绿纸的瓶子一样，除了“审美本能”，没有任何实际用处。这就应了席勒的那句名言：“美，什么也达不到，只能使你成为你自己。”

　　爱美，向善，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寄托。有了这种寄托，人与人之间的向心力就是雨后春笋。

　　无论十二岁的七鼓匠为师母张罗修房子;郝裁缝在鼠疫来临时义务为抗疫缝手套;还是姜皮匠用自制肥皂还三干头的人情，抑或是田老太与老牛的互相帮助，我们都看到了中国农民“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美德与精神。当然，对杏村回报力度最大的还是葛旦。

　　在上海寸土寸金的地段，开设一座博物馆，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之举。葛旦与妻子邀请杏村乡亲们的条件只有一个，要带来他们几十年前“共患难”时用过的劳动工具。这是对自己生命历程的缅怀，更是对中华民族无比厚重的农耕文化资源的尊重。

　　中华民族优质的历史文化资源一般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绝的“独特性和趣味性”。二是令本“文化圈”的广大劳动人民骄傲并认真学习的“有效性和传承性”。三是令其他“文化圈”的人也能认同且能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性和规律性”。因而，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中国农业发展的农具和浸透了中国北方农民血汗的各种物品，都被庄重地摆在了大上海葛氏夫妇的私人博物馆。曾与杏村结缘的葛旦，此举只有一个目的，用实物历史揭示中国农民的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和勤俭节约精神。

　　是的，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农业大国，当我们一再歌颂产业工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奉献精神、恪尽职守精神的时候，努力探寻优秀传统文化凝聚起来的“伟大的中国农民精神”，则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努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