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到的取材视角及生动的艺术表现

——长篇小说《匠者》审美解析

　文 /宋生贵

　　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

　　“内蒙古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成果之一——长篇小说《匠者》(赵海忠著)于2023年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富有特色的好作品。开卷初读，即可有气息扑面、妙趣横生之感;继而细读，则清晰地看到一幅别致的乡村画卷缓缓展开，从中获得富有独特意味的审美感受。这是作家赵海忠的第一部长篇，正可谓出手即高!

　　“匠者”，即匠人之谓，亦即民间俗称手艺人。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中，中外古今文学作品中表现匠人者不鲜见，但像这部专以“匠者”定名，而且包容了众多匠人工种的，还是前所未见。我在阅读中留意记载，《匠者》中写到的匠人工种有鼓匠、画匠、木匠、铁匠、裱匠、泥匠、皮匠、压粉匠、炒莜麦匠、缝纫匠、钉盘碗儿匠(银匠)，还有各怀一技之长的车把式、麻花师傅、盖房师傅、种菜园师傅、手工艺师、教师、医生、兽医、羊倌、照相师、货郎、算卦先生等，共二十多种。这二十多种的匠人都曾在位于乌兰察布高原东北角一个名为杏村的自然村出现。如本书封底的一段文字所写：“一个个身怀才技的手艺人，如风吹来的种子，在内蒙古高原的杏村扎根、发芽、伸展枝叶、繁衍生息。”这“出现”，如同一幅长卷渐次打开，其主要画面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其时，恰逢作者本人的童年、少年及至青年阶段，由此推想，亲历或亲闻应该是其主要的创作素材之源。如今，时间与空间都已拉开了较大距离，而作者有了创作冲动，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他曾熟悉的“杏村”——它可以是虚拟，甚或一个符号。是所谓“距离产生美”的缘由吗?是对往昔那段生活的怀恋抑或重温与拾趣?是，似乎又不是。在我看来，作者定是于有意无意间驻足回望那段已成历史的生活，轻轻抚摸那些记忆中的人和事，再次让自己感动了!

　　“匠者”，必是至少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写匠人，则必写其所从事的手艺活儿。读《匠者》，令我诚服作者对往昔那年代乡村匠人们的熟悉以及表现上的别有功力。其中有细节描写的精彩之处，会引人禁不住脱口叫好，抑或细品再三。由此我甚至认为该著的作者堪称一位对特定地域乡村工匠技艺研究有素的民俗学家。汪曾祺先生说过一句话：“不熟悉民俗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我借题发挥认为，熟悉民俗的作家很可能成为一个好作家。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选择并打开这个别致的视角，从容而自如地展现这幅乡村匠者画卷的自信。当然，作者的笔触并非止于写手艺的层面，而是落到了那些掌握手艺的人物身上。手艺和人物结合起来，手艺成了人物活动和心理的契机，并自然地深入到其人性品格之中。这不仅使得这幅匠人群体式“画卷”有趣可观，而且耐人玩味与思考。

　　小说《匠者》的选材与构思是别致的。作者表现特定时期、特定地域村民们的生活及生存状态，并非如我们所见更多的作品那样，从某个普通村民或村民群体写起，而是写奔波于村间乡里的匠人。我以为，作品以匠人作为主要角色构成，至少有如下有趣之处：其一，匠人——即手艺人，通常是乡村中比较有个性的人。有个性即有“戏”，写来有趣、生动，也容易出彩且引人。其二，匠人与各色人等联系广泛，其虽在乡间人数中占比不大，但却几乎与各家各户的生活有关，因此，通过匠人的出场而写村民村情，可有以少聚多、以小见大之效。其三，相比而言，匠人见识较多，有的较有文化，常常可以成为场面上的人物，通过他们，可以很自然地表现出当时当地的民风习俗(匠人们使用的器具与制作物品，本身就有文化载体的意义)。可以说，乡村人的生活离不开这些生息于本土的匠人，匠人们也离不开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与乡亲，这便构成了一个根系于特定时代、地域等因素的情结，进而又生发成一幅镌刻着历史记忆的乡土生活画卷。这幅画卷，其底色是质朴的、温暖的。在此，匠人与匠人之间、匠人与村民之间，彼此有时有算计、有争斗、有误解，但更多的是厚道、仗义、宽待。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生存的况味与真善美的珍贵。

　　《匠者》共二十二章，每章独立成篇，分别主要讲述某一种工匠主人公及相关人物的故事。如，第一章《暗斗明争》、第二章《音画退狼》，主要讲鼓匠与画匠的故事;第三章《糊裱人生》，主要讲裱匠的故事;第四章《水火精灵》主要讲压粉匠的故事;第六章《八匠之首》主要讲木匠的故事;第十章《通达之御》主要讲车把式的故事;第十五章《好女灵巧》主要讲手工艺师的故事。如此等等，凡二十二章依次展开，恰似一幅由同主题组画构成的长卷，亦如在同一背景的大舞台上所演绎的一部整合有致的“本戏”。这便形成了《匠者》显然的结构特点，即，大致以时间为纵线，而横跨面扩展度大。与之相关，人物众多。小说中有明确身份与称谓的人物有150多人。其中，以工匠身份出现的人物可谓个个形象丰满，性格鲜明，让人读时有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之感;读罢掩卷，仍有玩索细想的余味。如大鼓匠、二鼓匠、七鼓匠、三画匠、马裱匠、霍铁匠、姜皮匠、郝裁缝、古车豁子、黄老师、泥匠愣韩、巧灵、小哑巴、三干头、贺大头、队长、二没眼、老牛等，都是作家着墨较多而描绘出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多数是在某章集中刻画，另在其他章穿插出现。其中，大鼓匠(本名葛源递)这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有其特别之处。从实写方面看，他的“在场”是第一章《暗斗明争》和第二十章《上海之旅》、第二十一章《江浪草波》、第二十二章《归去来兮》。这如同前后两个端点，一方面，形成了整部作品的呼应，另一方面，为作品加深了一个内涵层次，那就是，历史变迁，人事沧桑。

　　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我们不妨以第一章《暗斗明争》为例略加分析，由此可见整部作品人物塑造之一斑。这一章集中表现的匠人是鼓匠与画匠。画匠是“三画匠”，鼓匠有“七鼓匠”“大鼓匠”“二鼓匠”等及一个鼓匠班子。这些“匠者”原本都是有大名的，但因他们迷恋某种手艺，或者在乡间常以匠人身份出现，其真姓大名便被匠名遮蔽了。譬如，三画匠和七鼓匠的大名都是小学老师给起的，有讲究且文雅，前者名叫简亦繁，后者本名那如这，但这名字常常被其“匠名”替代或遮蔽。七鼓匠和三画匠于首章出场，也是整部长篇中出场最多的人物，他们随着作品的展开在逐渐成长。这二人从十几岁起就有了自己所钟爱的手艺了。七鼓匠着迷于吹唢呐，以至因怕村人嫌弃其扰，常常独自手提唢呐下到自家的山药窖中苦练功夫。三画匠则认为“世上手艺人，画匠最好，一笔写人画鸟，七彩描山摹水，神奇。”作为匠人，除了一定的个人兴趣爱好及天赋中的专长之外，实利上的考虑与追求是不可避免的，甚或是很大的动力所在。这些方面，则使得匠人与艺术家有了重要分野。作品从年少时的七鼓匠与三画匠身上揭示出这一点。他们不仅各自逞能，还彼此间明里较真儿，暗里斗法，但这所谓的斗法，终归还是带有些孩子气的恶作剧，且不失乡村孩子内在的朴实。开始本以为高明，但在别人看来既是可恼，又是可笑;事后觉得搞过分，各自又心生悔意。他们各自虽不成熟，但彼此个性显然有别的形象已有了生动的表现。

　　七鼓匠与三画匠的“斗法”，集中体现在本村沈家安葬义父的仪式和为李肉蛋家画墙围子这两件事上。后者暂且不说，单说沈家安葬义父祭奠大礼上的事，竟引出了一场出乎意料的“大戏”。

　　这场“大戏”中出场人物较多，情节生动，细节逼真，读来扣人心弦。其中，写七鼓匠与三画匠之间斗法，而引出了大鼓匠这个特别的角色。说他特别，一者是他属于作品中众多匠人中唯一的遥远的“外来者”，再者，他的身世与经历大不同于其他乡土匠人。作品中这样写：

　　大鼓匠五十多岁，本是大都市艺界高人，唱得好昆曲，男扮女装，演旦角颇有名气。他本姓葛，戏迷称其为葛旦。不想江湖争斗，被人害瞎眼睛。他从此远离繁华、流落口外，目中无人、玩世不恭，无奈率班带队、以度余年。

　　大鼓匠这样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观世，还是阅人，都不免令人心生感慨，以至唏嘘再三。这经历影响到他的性格，包括有些“玩世不恭”，如在鼓匠棚里防范三画匠的那些小动作(细节)中即可见其一斑。但在特定情境之下，他的骨子里的本性之善以及作为艺术家的一面，则表现得更为自然而充分。这在“祭奠大礼”一场细致而生动的描写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见中国作家出版社2023年12月版，第13-20页)在这几节中，作品以穿插或跳跃的方式(包括蒙太奇、意识流手法的运用)，描写引人关注的祭奠场面与大鼓匠使出绝技、投以近乎绝唱的艺术表现。其中，用较多笔墨描写大鼓匠此时此刻因一种特殊情境下的刺痛而被激活了的内心世界——其人生经历中的过去与现在来回交叠——他的双眼被人害瞎了，但心里是明亮的，他“目中无人，玩世不恭”，但仍不失性格中的善与心中的爱。在此情境中，人世间的风雨，人生中的悲喜，人情中的冷暖等，交织为复杂的心理活动，并且如泉源涌流般地倾注于他的乐曲演奏中，淋漓尽致，感人至切且至深。

　　《匠者》人物形象的鲜活感人，与精彩的细节描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第三章《糊裱人生》中写裱匠马亮自卷烟卷的一段细节：

　　马裱匠很麻利，双手顺向把备好的寸半宽的纸条窝个三七开的槽，然后用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一撮烟丝撒到槽内，取量适中，理得均匀。关键是卷。他左手手心向上，松松地护住，不使烟纸马上变形打折或翻转。右手 拇指、食指和中指将另一头抓死捏实，稍一使劲，搓成个像绳子一样的头。然后缓缓拧转这个纸绳头，越来越匀，越来越紧，七分纸慢慢把三分纸卷在怀里，服服帖帖的，一支烟就算基本卷成。

　　如此细腻的笔触，使得自卷烟卷的小举动活脱脱跃然而出，如在面前，让人看着入神。这个细节，看似闲笔，然而实则不“闲”，传递出与人物密切相关的多层次信息：其一，吸自卷烟对于马裱匠及乡下的许多烟民来说是经常的;其二，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做事心中有数，一丝不苟，以求完美;其三，自卷烟卷与糊裱匠艺有相通之处，以此不经意之小事显示出其手上功夫非同一般。小说中如此贴切而传神的描写有多处。再如第十五章《好女巧玲》写心灵手巧的巧灵教村里姑娘剪窗花的一段描写：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巧灵的手上。时而，这两只手犹如一对爱恋的麻雀，缠在一起，叽叽喳喳，频频点头，小巧的嘴把红纸啄破。时而，两只手恰似一对新识的燕子，空中翻飞追逐，亲昵试探，那是双手变换着角度和手法。或扎，或剪;或大曲线铰法去瓤，或小幅度花切出毛。该留下的留下，该剪掉的剪掉。众人屏住呼吸，纸屑掉落炕席，有雪花飘落般极其细微的声响。更有几片纸屑染了静电，粘在猫狗身上，猫狗试了几下去不掉，也就懒得去动它。

　　读着这生动形象的描写，便觉一双灵动的巧手就在眼前轻松自如地翻动。可以说，仅此一个细节，本章人物巧灵之“巧”即深深地印在读者心中。如此既有质感，又富有灵性的文字，绝对不是可以“编”出来的。这是因作者的细致观察所得而自然写出来的——不，应该说是“流”出来的，自自然然，毫无斫痕。这个细节表现的场景是生活化的，同时又很美，堪称是生活艺术化的聚焦亮点!

　　小说《匠者》的语言是有特点的。这也正是其首先吸引我的方面。我们早已明白一个常识，即，“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当然，小说(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同样不在例外。由这句话，可以引起我们的逆向说明：语言的艺术性是文学的重要因素与标志。如，同为文字写成的篇章，文学作品与其他文章(包括宣传材料、说明书等)的重要区别之一，则是在于其以艺术化的语言传情达意。汪曾祺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简洁明了，但却十分到位。他说：“除了语言，小说就不存在。”我理解，汪先生此处所说的语言，正是指作家富有个性风格的艺术语言。我们知道，汪曾祺先生本人的小说创作即在此方面独具风标。我本人对此不仅认同，而且毫不犹疑地予以点赞。与此关乎文学的本体特性的认识相关，我本人读文学作品，首先看重的是语言。如果某被称作文学作品的读物的语言不能吸引我，不能给我以美感，便即刻扫却读下去的兴趣。遗憾的是，在我近些年所接触到的新作之中，能达到“语言的艺术”者寥寥，倒是所谓的诗歌的口号化，所谓的小说的编故事化，并不少见。这使我想到施蛰存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读杨绛<洗澡>》一文中讲过的一段话。他说：“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者作者自己对自己作品的最低要求。但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将施先生此语移至今日，看看针对性是否还在呢?我以为值得认真思考与分析。

　　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称得上是艺术化的小说语言?施蛰存先生提出“语文纯法”四字。这无疑是重要的，其实也是起码的。若再细究一步，自然还有其他方方面面，而且同样亦有见仁见智之别。我个人对此则以如下层次判断：于自然中见诸真诚;于鲜活中内含幽默与雅致;于风趣中传递气息与韵味。由此，让读者贴着文字走进作品，可于字里行间感知其个性之所在。

　　《匠者》的作者是一位在语言文字运用上有底蕴、有功力、有个性的作家。

　　因为这方面能力，我以为在“作家”这一称谓之前加上“优秀”二字是恰当的。我读这部小说，在语言方面的感受是一个递进式的过程：开始读，觉得有味(我欣赏文艺作品很重视这个“味”字);继续读，感到有趣;直到趁兴读罢，掩卷回味，则确信这语言是有个性的，有审美感染力的。直到现在，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说出我的读后感，我会肯定地说：“首先是语言的感染力让我喜欢上了《匠者》。”

　　关于《匠者》语言风格的具体特点，留待感兴趣的读者自己去体味。笔者在此只做一个粗线条的导游，告诉大家：那是一处好风景，堪值赏玩!

　　阅读这部小说，引起我再次想到一个问题，即，文学作品到底该以何为参照?简答之：生活是文学作品的主要参照。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之间的参照性，即以彼作品为此作品之参照，特别是经典，但却终不可与生活参照之重要相比拟。作品的生动与可感，有多方面的因素，如风格定位上的雅俗共赏，语言表达上的自如有趣，场景描写上笔墨疏密调节(包括适度“留白”)等。不过，在我看来，尤为重要的是，作品使那些已成记忆的东西以艺术的方式重新鲜活起来，使习以为常的平凡生发出趣味，长篇小说《匠者》在此方面所达到的审美效果显然是可圈可点的。是的，《匠者》是厚重的。作品让特定地域、特定时期的多工种匠人从不同角度出场，表现其生存状态及人文内涵，让读者贴着生动而富有趣味的文字进入，自然而然地读出历史的沧桑与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