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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 | 助我“村歌”爱我村
来源：内蒙古文艺评论家协会 2025-08-15 15:38:46 阅读量：
助我“村歌”爱我村
彭瑞琪 李树榕
由内蒙古文联创办的第三届《强基工程——“村歌嘹亮”主题活动》，即将拉开序幕。如何将“村歌，百姓之歌”的文化影响发扬光大；同时，使“歌游内蒙古”发展成熠熠生辉的稳固亮点，以避免近些年来文学艺术“不缺故事，缺呈现；不缺作品，缺责任；不缺资源，缺挖掘”的尴尬，关涉“村歌”的一些音乐美学问题，便亟待解决。
“村歌”是什么？无论中外音乐史籍，还是与音乐相关的权威工具书，如赵沨、赵宋光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分卷》（1989年4月版），都鲜见“村歌”一词。为此，探索“村歌”的理论界定，包括其本质属性和逻辑外延，十分必要。
“村歌”，从内容看，凡反映农村、农民、农业；牧村、牧民、牧业；渔村、渔民、渔业等题材的，就是村歌。相对而论，反映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以及反映军旅题材、工厂题材、学校题材、市井题材以及其他题材的就不属于“村歌”。从旋律风格看，凡运用或创新性沿用根植于农村、牧村、渔村的民歌旋律，就是村歌，否则就不能属于“村歌”。
要尽快确立遴选2025年“村歌嘹亮”参会作品的标准，才能使这一体现“民本思想”智慧的创新性“强基工程”，行稳致远，不断发扬光大。
在我国行政划分中，“村子”是乡或镇以下的行政称谓，属于群众性自治单位，由村委会进行村民自治管理。当然，这是由区别于城市各种职业的农牧渔业生产方式决定的人群聚集区。为此，国歌、市歌，是行政区域产生的，那么“村歌”是基于农村这样的行政区域而产生的歌曲吗？党中央提出的“强基工程”，其目的就是要强化农村、牧区、渔村、林区等基层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提升其精神生活品质。而“村歌嘹亮”则能够将大家从麻将桌旁吸引到有意义的艺术活动中来，“寓教于乐”，从农村和牧区广大人民群众着手，把强化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豪感落实到歌曲创作和歌唱中来。
通过两届“村歌嘹亮”可见，每位歌者，无论年龄、民族、职业，均信心满满、意志笃定、豪情满怀。这就使以往逻辑外延极为广泛的“民歌”在反映“村民”的村歌中，体现出更为强大的特指性。当下，从歌词到旋律，从传统到时尚，认真区分“村歌”与民歌的关系，进而为“村歌之所以为村歌进行学理界定，是当务之急。“麦苗儿青来，菜花儿黄，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千家万户齐欢笑哟，好像那春雷响四方。”“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丰收的喜讯到处传，社员人人心欢畅。”这是20世纪60年代广泛流传的两首创作歌曲，似乎与民歌无关，却因反映农村题材而具备村歌品质。所以，今年，毫无疑问，推出或遴选的“村歌”必须以反映三农题材为标准。
艺术创作规律证明，任何歌唱均源自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所以白居易总结为“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基于不同地域不同生产方式生成的牧歌、秧歌、号子、山歌是这样，基于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甚至家国情怀的歌曲亦如此。仅以我国的牧歌来看，大多流行于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多民族地区。其歌词虽有关涉婚恋内容的，反映放牧生活、赞美家乡、歌唱生产对象（如马、牛、羊、驼）的还是占据绝大多数的。因而，无论劳动号子，还是山歌、渔歌、秧歌，是劳动人民在山上砍柴、山上耕种、下海打鱼、下地插秧等劳动中，为抒发情感、消除疲劳，或劳动者之间遥相对答、传递情意而形成的歌曲。可见，“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是所有歌声响起的根源。被音乐学家定义为“民歌”的音乐瑰宝，概莫能外。将其作为新时代确立“何为村歌”的理论根据，和创作村歌的重要美学资源和文化基础，是没有问题的。 同样，就生发并存活于乡间的歌唱内容和形式看，有的是从地方戏曲中裂变出来的“戏歌”，有的则是在舞龙、舞狮、麒麟舞的伴奏音乐中派生出来的。这些亦可为村歌创作地基础，尤其是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旋律风格。
2024·强基工程“唱响北疆”村歌嘹亮活动现场 其实，在《2024·强基工程“唱响北疆”村歌嘹亮》中，一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就具备了鲜明的地域特点。微山湖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湖泊的名字放大了一个地区的影响，是因这里出现了抗日战争时期振聋发聩的铁道游击队；这首歌作为1956年公映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的插曲而唱响祖国大地。所以，在2024年的“村歌嘹亮”中，这首歌成为了10部“嘹亮好声音”之一。可见，歌者们唱响自己的“村”、自己县、自己家乡的自觉意识，以及为家乡而自豪的感情，均得到了专家和观众的首肯。同样，进入前十名的还有内蒙古的《纳林陶亥好地方》、湖北省的《通山小调联唱》、湖南省的《我家住在资江边》、四川省的《走过剑门关》、贵州省的《茅人坡上唱情歌》等等。着眼于信天游、爬山调、漫瀚调等等民歌，只要反映的是三农题材，是否都可以纳入到“村歌”中来呢？词曲作者与演唱者即便不是农、牧、渔民，（2024“村歌嘹亮”中就有大学退休教师），只要所唱的内容属于三农，是否都可以视为“村歌”呢？ 节目《纳林陶亥好地方》 从内蒙古民间歌曲和75年来的创作歌曲看，这是一笔极为丰厚的文化资源。村歌创作因此拥有了非常雄厚的生活和历史基础。就目前内蒙古传唱不衰的民歌来看，有巴尔虎民歌、科尔沁民歌、昭乌达民歌、，也有乌珠穆沁民歌、乌拉特民歌、鄂尔多斯民歌等等，如《辽阔的草原》《天上的风》《四岁的海骝马》《鸿雁》《天边的云朵》《祝酒歌》等等，都拥有深入人心的蓬勃生命力。这些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歌，是可以成为北疆“村歌”创作的坚实基础的。 地域性、时代性；人民性、群众性，劳动造就的尊严，勤俭树立的典范，应该是“村歌”创作充分展现的主题。村人唱村歌，必会将“村歌”这一新鲜的音乐（甚至是文化）样式，在质朴而热情、豪迈而踏实、善良而真诚中，远远流长。由此可见，逐渐“嘹亮”的“村歌”，不必具有国歌和市歌等行政区域属性，只要是反映三农、三牧、三渔的题材，都属于“村歌”。 当然，从古今中外音乐发展史看，“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由本国政府制定的歌曲，不仅绝大多数有歌词，而且还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如反映爱国主义思想、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歌颂民族英雄、歌颂自由、反映革命斗争、反映民族历史和文化等等。其中，田汉与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是唤醒和号召中华儿女顽强进行反侵略反压迫的革命斗争的。而“市歌”，大多是在流传最为广泛的本地民歌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江苏省扬州市的市歌《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就是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几乎都耳熟能详且由衷喜爱的歌曲。倘若村歌的“村”，意在大力宣介自己家乡，也应借鉴国歌或市歌的创作方向，逐渐培育，逐渐稳定，逐渐发展，逐渐推广。毕竟，增强基层文化工作的效益，增强基层人民群众在审美活动中的主人公意识和开拓性信心，不是一蹴而就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新年贺辞中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而“幸福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构成的，少了哪一个方面，“幸福”都是不完整的。而“中国碗更多装了中国饭”，更加令人振奋。这是实实在在对我国农牧渔业劳动人民的赞美。在此基础上，如何让硕果累累的乡间兄弟们更加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强基工程重要，自觉或自发地创作村歌重要！当每一个最基层的村镇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歌”，村歌就真的可以嘹亮起来了。广大村民的尊严、自信、豪迈也会由此而生。是的，“村歌嘹亮·全国展演活动”是一种新鲜事物，就像贵州的体育赛事“村超”（村BA）、重庆的“中国村歌大赛”，无论界定其逻辑内涵与外延怎样不容易，只要基层广大的百姓需要，就应该不断探索和实践下去。毕竟，这是文学艺术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 7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内蒙古自治区相关单位承办的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在呼和浩特盛大启幕。作为北疆文化活动季的组成部分，这场汇聚全国17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00余名文艺工作者、呈现31个民族特色曲艺节目的艺术盛宴，既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曲艺多样性与时代活力的全景检阅，更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刻诠释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深层肌理，为新时代曲艺事业的守正创新与繁荣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范本。